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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不潇洒写一回

2018-06-07 11:40编辑:admin人气:


何不潇洒写一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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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光如梭,说话间我已进入耳顺之年,有资格写“回忆录”了。于是便也像许多花甲老人一样,开始喜欢怀旧,会不时想起往日之事,回首水平,检点得失。

生的平淡无奇

1954年5月4日上午10点,我出生在鲁西南一个军队医院里。母亲当时是医院检验科医生,父亲是医院院长。

我出生时,并无任何吉瑞和祥兆,第一声啼哭也和常人无异,注定这是一个普通的婴儿问世。父亲正在主持全院庆祝五四青年节大会,还要大会讲话。他明知道我母亲的预产期就在这一半天,仍坚持不肯请假陪护。那个时候的人大都如此,工作第一,其他都要往后排。

会开完了,父亲匆匆赶到产房,护士把已包裹好的孩子抱给他。他认真端详着我,很是满意地对母亲说,这孩子生在五四青年节,是个好日子,皮肤白,像你,脑袋大,像我。

母亲说,别光顾得上高兴,给孩子起个名字吧。父亲略一思考,说就叫鲁民吧,小时候是山东人的孩子,长大了是山东的百姓,好记,也朴实。再往后的弟弟妹妹中间都用一个“鲁”字,咱要生一堆孩子。

满一周岁时,看护我的姥姥要按旧俗抓周,父亲坚决反对,说那是迷信,领导干部家里干这个事传出去影响不好。我姥姥虽嘴上答应,还是等我父亲上班后,偷偷试了一回。在我的小床上摆了印章、算盘、钢笔、玩具手枪、点心、尺子等,我毫不犹豫地抓起手枪玩了起来。姥姥叹口气,这孩子长大还是个当兵的。没想到她这话还挺应验,我果然从16岁当兵,到60岁退役,当了一辈子兵。

当然,这都是听我母亲说的。

我对小时候的记忆十分模糊,值得回顾的事不多,要说我有什么优点,就是不怎么爱哭,不粘人,好带,随便给个玩具就能一个人玩半天,其他就乏善可陈了。在我的印象里,似乎从来没人夸我说这孩子聪明,这孩子漂亮,这孩子可爱,因为我确实与这几个词不搭界。

在我的记忆里,上幼儿园时曾发生过两件大事。一是我吃完饭不老实睡觉,趁老师不注意,偷偷去玩秋千,结果摔在石头上,血流满地,送到医院缝了十几针,还留下伤疤。这以后,我就变得有些呆呆的,老是爱一个人出神,不爱说话,做什么事都很迟钝,总比别人慢半拍,母亲就说我,这孩子是不是摔傻了。现在想想,我这一生碌碌无为,一事无成,怕是与这一摔大有干系。

再一件事,是我想家了,偷偷溜出了幼儿园,迷了路,一个人在街上哭起来。那时全国正在搞大跃进,父母都忙着大炼钢铁,没日没夜的,根本顾不上孩子,上幼儿园都是全托,一周才回一次家。我来到十字路口,不知该往哪条路走,就急的放声大哭。这时候,来了两个年轻人,一边给我擦眼泪,一边问我家住址。幸好那个时候,人贩子还不时髦,没听说拐卖孩子的事,要不我的历史就要改写了。而笨笨的我居然还能记住家里地址和父母姓名,就被他们送回家。后来,全国学雷锋时,我就总觉得送我回家的一个人像雷锋,也是胖乎乎的,个子不太高,当然这是不可能的,因为时间地点都对不上号。

学的稀里糊涂

1960年我上小学了,在学校里表现平平,不显山不露水,属于那种各方面都很平庸扔在人堆里就认不出来的学生。老师对我既不关心,也不操心,我自己乐得自在快活。

那一年,全国都在闹灾荒,现在叫“三年自然灾害”时期。我记得每天都很饿,每顿饭定量一个小黑馒头,对于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来说,这显然远远不够。那时我父亲已转业到地方工作,不知用了什么办法,买了一板车胡萝卜,我们就天天吃胡萝卜,煮着吃,蒸着吃,炒着吃,一家人就是靠了这些胡萝卜度过灾荒。现在想想,我父亲是一米八的山东大汉,我却只有一米七,肯定是在长个时缺乏营养所致。

那时小学课程主要就是语文、数学两门。我在数学上没任何灵性,基本上就是七八十分的水平,排在班里的后十名,常被通知“叫家长来”,但我的语文成绩却远远超过了同班同学。记得第一次写作文时,很多同学急得直哭,死活写不出来,或写了几句话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我呢,一下子就写了三四百字的长文,记述的是“一件好事”,说是我帮助一个盲人过马路,有情景描写,有语言对话,最后还有思想体会。老师不仅在课堂上对我大为赞扬,而且还把我的作文贴在墙报上作为范文。每个孩子都有虚荣心,我自然也不例外,受了表扬,我对语文就更用心了。从小学到中学,写作文一直都是我的强项,为此赢得不少荣誉,也为我后来的“雕虫小技”打下了基础。

寻根求源,我在语文写作方面的小有特长,也与家里的条件氛围不无关系。父母虽都是有文化的人,母亲中学毕业,父亲是军医大学毕业,但印象里基本上没管过我的学习。只有一次,老师布置一道作业,要求每个学生回家问家长几个成语。那一天,我一直等到父亲很晚才回来,他不假思索给我写了几个成语:聚沙成塔,集腋成裘,水滴石穿,卧薪尝胆,至今我还记忆犹新。

父亲爱好文学,家里买了许多小说,像《鲁迅小说选》、《红岩》、《播火记》、《红旗谱》、《青春之歌》、《平原枪声》、《铁道游击队》、《红日》等,我都看过多遍。还有那时很时髦的苏联小说,家里也买了不少,如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、《青年近卫军》、《日日夜夜》、《叶尔绍夫兄弟》、《普通一兵》等,我也早早就囫囵吞枣地扫荡一遍。这些阅读,自然对我的作文帮助不小,至少可以起到开阔思路、模仿风格的作用。

记不清是哪一年了,中央号召领导干部要学马列原着,我父亲一下子抱回了十几本马恩里斯着作。我觉得很新鲜,就乱翻起来,有的书一点看不下去,有的书也能看懂一二。我最感兴趣的是《共产党宣言》,尤其是开头的两句话“一个幽灵,共产主义的幽灵,在欧洲游荡……”今天还有印象。这也算是我最早奠定的“理论学养”。

《参考消息》如今谁都可以订阅,而在1960年代,只有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才有资格订阅,父亲恰恰符合条件。家里长年订了一份《参考消息》,我也看得很有兴趣,每天报纸一来,都是我先看。家里的其他人,包括父亲,都不太关心这份报纸,偶尔翻一下,不夸张地说,这份报纸就是为我订的。说我打小就有“国际视野”,这话也多少有些根据。

文革开始后,父亲被打成走资派,戴高帽游街,送去住牛棚,扣发工资,还差一点被全家遣送回农村老家。我也成了“狗崽子”,不能当红卫兵,没资格去大串联,学校里又停了课,无处可去,就天天和一帮狐朋狗友在一起瞎闹。或看武斗打架,或四处拣传单,或偷鸡摸狗,或去钓鱼摸虾,过了两年多无所事事的逍遥日子。

1968年秋,闲晃荡两年后,在“复课闹革命”大潮里,我上了中学。那会儿的中学,很少正经上课,不是学工、学农就是学军,我到工厂当过小工,抡过大锤,下几百米深的煤矿挖过煤,到老乡的田里割过麦子,就是没学多少文化课。再加上“白卷先生”张铁生的蛊惑,“反潮流小将”黄帅的搅局,老师无心教,敷衍了事,学生不愿学,比着捣乱。

我在学校里就干过这样一件蠢事。考试前,我和几个同学商量,大家都一起交白卷,气气老师。考试刚开始十多分钟,我就一个字没写,交了白卷。可是,其他约好的同学却都没有动静,老老实实地做题。结果,我就成了学校里的“张铁生”,写检查,被批判,一时间,臭名昭着,到哪里都有人指指点点,这是我第一次尝到当“名人”的感觉。

我还当过一次“小偷”。中学二年级时,我迷上排球,在学校打不够,还想回家打,可是怎么样才能弄到一个排球呢,我动了歪点子。在学校打排球时,我故意藏起来一个,等放学后,悄悄拿了回去。然后把排球的红漆写的校名抹掉,就高高兴兴地和同学们玩了起来。没几天,老师就知道了。教我们的体育老师叫王善明,曾是国家体育健将,后来因练体操摔断了跟腱,就退役到中学教体育。王老师叫住我:“你排球玩够了没有,玩够了就拿回来。”他没有用“偷”这个词,也没向学校汇报,保护了我的自尊心和荣誉,我感谢他一辈子。后来,我在大学当老师,就每每想到王老师,立志要当一个王老师那样的人,所以我不仅努力授课,还尽力保护同学,交有许多学生朋友。

干的波澜不惊

1970年,我终于中学混毕业了,当时面临三条路的选择:一是继续上高中,二是下乡当知识青年,三是当兵。父母是两个老兵,对部队有感情,都支持我当兵,我倒是无所谓,只要不上学了,干啥都行。那个时候流行“读书无用论”,我和许多学生一样,早就无心读书了。

正好武汉军区测绘大队来招兵,我就报了名,顺利通过体检、政审,来到了长江边上的武汉。

新兵集训时住在汉阳月湖街,住在一个搬迁的工厂大院里。我的新兵连生活开始了,每天练队列,练射击,练投弹,紧张而枯燥,晚上还要三天两头搞紧急集合。我一个同学实在受不了这样的生活,要求退伍,还拉着我走。我也曾小有犹豫,可是想想,回去就得下乡,还不如这里呢,就咬牙坚持下来了。那个要求退伍的同学,倒也心想事成,穿了不到一个月的军装,就又成了老百姓。很多年后,我见到他时,他早早就成了下岗工人,生活很是困窘,给我诉了一堆苦,非常后悔当年的不明智之举。可是人生的路都是自己选择的,种瓜得瓜种豆得豆,怪不得谁的。

我的训练不出彩,枪打的不准,手榴弹刚投到30米的及格距离,队列也练得不咋样,可我出的板报却很精彩,小出了风头,引起了带兵干部的注意。结果在分兵下连时,我所在班里大部分新兵去了农场,而我则被点名去了一个技术性较强的内业中队,“能写会画”成了改变我命运的第一个杠杆。分到农场的那些战友,大都干了两三年就复员回家了,没有一个提升为干部的,而我在干部指标较多的内业队,很顺利地提升为军官,后边的路也很顺当。

我所在的内业队也叫航空测量内业队,主要是处理航空摄影照片,经过加密、纠正、转绘,做成影像地图,供后边的测图中队进行再加工。我先参加了半年的培训,就上岗作业了。说实话,干技术我确实不是太灵光,新技术掌握的慢,作业进度也排在后边,一考核就在后几名,按说这已接近被淘汰的边缘了。这时,我的“能写两下子”微末小技又出来救驾了。

1970年代,政治运动频仍,三天两头开会。先是批陈整风,再是批林批孔,接着是评法批儒,都要大会发言,都要办板报,写材料。而队里那些搞技术的干部,技术是有一套,可弄起批判文章来,那就生疏得很了,许多人连《论语》、《水浒传》都没看过,你让他怎么去批?于是,我这样会摇笔杆子的土秀才就大有用场了。那几年里,我不知奉命写过多少类似的稿子,当然都是在报纸上抄来抄去,天下文章一大抄,会抄也是本事,当时的时髦是所谓“小报抄大报,大报抄梁效(写作班子名)”。此外,我还写过诗歌,消息,偶尔发表在军区报纸上。我写的一首歌词,还被军区胜利文工团拿去谱曲,到处演唱,成为保留曲目。

就这样,东方不亮西方亮,黑了南方有北方。我虽然搞技术学艺不精,当然也不是拿不下来,而是难称能手,但善于舞文弄墨,也给我另外打下一片天地。当时,提干的几乎都是清一色进过院校的,我却能例外破格,主要也是靠着一枝秃笔,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那是“金不换”。

后来,战备紧张,要准备打仗,部队奉命开进鄂西北的大山里扎营。远离了繁华的大都市,少了许多丰富的生活,但也有了更多空闲时间,有人用来打牌、娱乐,有人用来游山玩水,有人用来谈情说爱,我感到庆幸的是,在山里这几年读了很多书,为后来的写作奠定了必需的知识储备。

那个时候,虽然还是文化禁锢,百花凋零,但已多多少少有些松动。曾被批为淫书的《红楼梦》,因为毛泽东的一句话而局部开禁。1974年冬,我去河南驻马店接兵,通过新兵家属关系,买到一套《红楼梦》,据说,一个驻马店只分到30套,主要是给领导干部看的。这套书带回去后,许多战友都借看过,我自己则不知道看过多少遍,圈圈点点,每看每新,至今还留在身边珍藏。

还有一批当时以“供批判用”之名下发的中外名着《简爱》、《基督山恩仇记》、《红与黑》、《战争与和平》、《复活》、《斯巴达克斯》、《九三年》、《悲惨世界》等,我都想办法借来反复研读,如饥似渴。看完后还和一些有兴趣的战友进行交流,写成读书笔记,感觉受益匪浅。

山里的军营生活是清苦的,但也不乏乐趣。

1975年春天,我任新兵连的副连长,也就是管新兵吃喝拉撒睡的官。那时,买啥都要凭票,有钱也买不到肉,从上到下都馋得很。为了解馋,我带着炊事班几个战士,晚上去抓麻雀。几个晚上下来,抓了上百只麻雀,杀出了二三斤麻雀肉,没舍得吃,准备再抓点,给大家菜里添点荤腥。可没想到,军区机关来了几个领导视察工作,就把麻雀肉给他们享用了。这下子,大伙都没情绪了,抓麻雀这事就干不下去了。

农场里养了200多只羊。一天,请来个师傅骟羊,留下一大盆羊蛋,就送到炊事班,给大伙改善生活。尽管不是什么正经肉,略略有一股腥骚味,用了许多葱蒜大料,基本把那股邪味盖住了,新兵们一个个都吃得挺香。连里几个干部还想弄点酒,让卫生员把医用酒精兑了点水,又加了点糖,几个人就当酒喝了起来。第二天,我头痛欲裂,连操都出不成了,如今我一见到酒,就想起当年那一幕。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个作家朋友,没想到这小子居然在他的电视剧本里用上了,后来见了我的面,不好意思,还专门请我喝了一次酒。

1976年秋,战士魏满仓晚上起夜,厕所离宿舍还有约五六十米距离,为防止野兽袭击,起夜都要随身带个棍子。魏满仓发现树上有两盏绿灯在闪耀,还伴有喘气声。猛地往树上踹了两脚,那野兽冷不防掉了下来,正好落在他面前。他就举起棍子朝那野兽的腰上打去,一连几棍,那野兽就倒地不起了,嘴里发出呜呜的呻吟声。魏满仓又踹了几脚,那野兽就不动了。

就是这个事,政治处主任要我写个消息报道。我写了改,改了写,真是绞尽脑汁,写完都感到有些虚脱了。送给主任一看,他马上提出修改意见,说新闻里有政治,新闻要为政治服务,这篇稿子要打得响,就必须要服务于当前的政治形势。你要把打豹和毛主席的语录诗词、反击右倾翻案风联系起来写,这样就有高度了。

于是,在我的笔下,魏满仓打豹时就有了这样丰富的心理准备:那一瞬间,他想了许多,想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“独有英雄驱虎豹,更无豪杰怕熊罴”的谆谆教导,想到了全国正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,顿时觉得浑身充满力量,勇气倍增,他手中的木棍好似孙悟空的千钧棒,砸在豹子身上,也砸在右倾翻案风的小丑身上,砸在帝修反身上……

最后,我的文章发表了,受到主任肯定。魏满仓立了三等功,提升为班长。豹子肉被大伙吃掉了,豹子骨卖给中药店,豹子皮据说是军区一个领导要走了。古人素有“悔其少作”之说,这篇文章就让我后悔了几十年,至今想起,仍觉脸红。

1977年9月,我考取了解放军测绘学院,在航测系七队航本十九班读书。可能是我的大脑分工有问题,凡是与数理化有关的课程,我还是学得一盆浆糊,总在班上排在后面,凡是与文科相关的课程,我都轻松胜任,遇到写文章的事,更是我的拿手好戏。临毕业时,想留校的同学很多,特别是从山沟里来的同学,更想借着上学改换门庭。可是学校最终只留下两个人,一个是专业学习拔尖,考试门门第一的同学;一个是我这样的笔杆子有两下子的人,因为多次与宣传部门打交道,政治部点名要我留校。当时有两个选项,一是去宣传处,二是去政教室,我选择了后一个,就成了军校一个老师。那一年我27岁,从此就没动窝,在七尺讲台上辛勤耕耘,从助教到讲师、到副教授、教授,一直干到退休。

写的差强人意

留校后,我一边教书,一边搞科研,其实就是写论文。写论文是为了评职称,没有任何内在冲动,更谈不上享受,用董桥先生的话来说“非打起十二分精神不可”。有时写的累了,写不下去了,我就学着写点其他文体来调剂,写过诗歌、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,均无多大成就。写着写着,我对杂文有了兴趣,觉得这种文体看得痛快,写得解气,特别适合我这种业余写作的人。

我的第一篇杂文《又到恭喜发财时》,就发表在《郑州日报》的副刊夜话栏目,由着名杂文家王建章先生编发,大约是1980年代中期。发表后,王先生不仅打电话对我进行鼓励,而且在开杂文笔会时专门通知我到会,见了王大海、刘思、卞卡、赵元惠、张帆、宋子牛一批名家,与他们交谈,听他们教诲,使我眼界大开,对杂文的认识上了一个台阶。

后来我又订了《杂文报》,认真拜读邵燕祥、舒展、严秀、李庚辰、余心言、蓝翎等名家的大作,学习他们的思想锋芒,模仿他们的写作风格,开始在各家报刊投稿。一开始当然是退稿很多,或如泥牛入海,但写着写着,就觉得有些上路了,发表的稿子越来越多,获奖的作品也不时出现。有一度,我甚至被杂文前辈赵元惠戏称为“杂坛劳模”,直到现在,有些文友见面还以此为玩笑。

不虚心地说,我的杂文虽质量大多未臻上乘,精品不多,但一直是在勤勤恳恳地耕耘不止,确实在数量上有些规模。从事杂文写作这三十来年,我平均每年要写二百多篇,计有四百万字,获奖一百五十多次,多次获得中国新闻奖、全国副刊奖、省部优秀作品奖,曾有“获奖专业户”之称,作品被收入二百多本选集,个人出版杂文集10本。着名杂文家刘思先生评价说,我的杂文以文采见长,以构思奇妙取胜,以富于理性思考称奇,在敢于和善于鞭鞑社会浊流中道出高尚和正义。接着他又调侃说:陈鲁民靠写杂文已经“先富起来”,下一届杂文年会要请他赞助,每个月请大家“聚”一次也可以。着名作家,河南杂文学会会长王继兴先生则给我写了一副对联以勉励:“该浓则浓,该淡则淡,意气倜傥,不愧军营儒将;说冷也冷,说热也热,翰墨风流,公推杂坛劳模。”

由于各位杂文同仁的抬爱,河南省杂文学会先后为我开过两次作品研讨会,许多新老朋友欢聚一堂,评杂文,叙友情,谈体会,其乐融融,对我的杂文给予高度评价。会后,《郑州日报》、《大河报》都发表了与会代表的发言纪要,河南电视台还播发了研讨会的新闻,把我的写作称之为“陈鲁民现象”,使我受宠若惊,当然也知道自己的差距。

全国杂文联席会主任李庚辰先生曾给我写过书评,文曰“陈鲁民的杂文题材极为宽泛,大到国计民生,小到市井百态,古今中外,经史子集,文韬武略,琴棋书画,林林总总,无所不涉。其说理之精辟,行文之潇洒,产量之丰硕,正所谓‘谈天说地,铺天盖地,惊天动地’。”“冷眼热风,既说出了他的杂文特点,也指明了写杂文的要义,可谓一语中的……对于好的杂文作者来说,冷眼和热风缺一不可。只有将二者完美结合,才可能热情而不浮躁,理性而不矫情,从而写出有思想、有文采的杂文精品……陈鲁民的杂文正是冷眼与热风的有机结合……洋溢其中的真知灼见,盎然情趣,丰富知识,机敏智慧,会使你击节称叹,深受教益”。

着名杂文家雷长风先生也诙谐幽默地评论我说:“身为高手,从不居高临下。公开场合,从不夸夸其谈;私底下聊天,却有啥说啥,极其亲和。他的谦虚,不是客套,不是虚伪,绝对真诚。他一再说自己不行,可上网看报,到哪都见“陈鲁民”,真让人羡慕嫉妒恨。曾几何时,为了赶超陈鲁民,见电视上大美女抛着媚眼说“经常用脑,多喝六个核桃”,我便不吃饭、不喝水,光喝这种饮料。可喝过一段时间,掂笔再写,跟陈先生一比,还是不着调。从此再见那美女,马上换频道。”

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王颖菁曾在《新闻前哨》 2015年06期发表论文《时评人与时评风格——以鄢烈山、陈鲁民的时评为例》说:“鄢烈山先生与陈鲁民先生都是近些年在社会上颇有声望的时评家。无论是他们的博客还是微博。都有众多读者追随。鄢烈山的犀利文风直戳要害,让人肃然起敬;陈鲁民幽默的文笔让人忍俊不禁,读完还想再细细品味他的‘黑色幽默’ 。”

这些师长文友的评介,或有溢美之词,但我都很受用,同时也时时用以激励自己,不要辜负他们的厚爱,再接再厉,当好杂文队伍里一个老兵,为杂文事业的兴旺略尽绵薄之力。

“文章千古事,得失寸心知”,为文多年,也有遗憾之事,写了这么多文章,却没什么“成名作”,更没有传世之作。自我感到满意、并小有影响的,我自认有这样几篇:《我想当球星》、《司马光砸缸之后》、《上帝啃过的苹果》、《我不敢死》、《每条鱼都在乎》、《制度比美德更可靠》等,都是获过奖的,特别是《每条鱼都在乎》还被作为《文汇报》副刊年度新书的题目。

活的风淡云轻

人生如梦。想来想去,我这一生做了许多事,说了许多话,看了许多书,写了许多文章,似乎都平平淡淡,不值一提。但也偶有几点得意之处,每每想起,小有骄傲,似可一说。

我毕业于解放军测绘学院航空摄影测量系,后在西安交通大学、国防大学、中央党校进修,学的是自然科学,却阴差阳错地与从属于社会科学的杂文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教学之余,我几乎全“泡”在了杂文创作上,妻子由不解到理解到支持,由“两人操持家务”到“一人承包”。从小学到中学,孩子的家长会,我一次没去过,以至于老师都有些不满意。而且妻子还是我的第一读者,我写了文章,感到没有把握,总要让她先过目,她说“我看还行”,我心里就有了底,她说“没感觉”,我就得再反复修改。早些年,没电脑时,她还是我的文字秘书,我写完了,由她誊清。她帮我抄了多少稿子,该有几十万字或更多,无法统计。人说,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总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女人。我不算一个多成功的男人,最多是事业小有成就,但我背后的女人的默默付出却是难以计量的。我常和她开玩笑说,你是身兼数职,太太、管家、秘书、厨师、保洁、会计、家教。少了你,这天就马上会塌下来,我得饿死、渴死、困死、穷死。

我曾看过着名杂文家汪金友先生一篇杂文《我最好的作品》,他虽然写了几百万字杂文,获奖无数,名满天下,但最引以为傲的是他的儿子,名校毕业,事业有成,家庭幸福,孝敬父母,他把儿子当成自己“最好的作品”。读完汪作,我也颇有同感,可能天下父母的心都是相通的。虽说民间素有“文章是自家的好,孩子是人家的好”之所,但对于我的文章,我从来不敢自以为是,感觉良好,对我的孩子,我确实信心满满,不遑多让。

人生在世,举凡功成名就,德高望重,高官厚禄,腰缠万贯,权威泰斗,才着作等身,华横溢等,但有过人之处,都值得让人骄傲。而这几样我均不沾边,可我仍然骄傲了半辈子——因为我的女儿。从6岁上学开始,到哈佛研究生院毕业,女儿一直是出类拔萃,样样拔尖。女儿的学习成绩总在班里名列前茅,从小学开始,每次开家长会,女儿必是重点表扬对象,开一次家长会回来,大人要高兴上好几天。后来,女儿以优异成绩升入重点高中,考上清华大学,被哈佛研究生院录取,虽然都在我的意料之中,但每次还是高兴万分,毕竟女儿又进步了。我工作的单位里,六十多年来,子女只有两个考上清华大学的,一个是吴邦国,即原人大委员长,再一个就是我女儿。在我住的小区里,如果说到我是某某老师,没几个人知道的,如果说这是某某的爸爸,没有人不知道的。一般人们都会以羡慕的口吻说,你有个好女儿!这话我爱听,百听不厌,一下子就想到了“生子当如孙仲谋”,胸脯马上就挺起来了。

女儿毕业回国在北京一家着名大企业任职时,我对她说,你已让老爸骄傲了20多年,就是你以后慢慢平淡了,老爸这辈子也心满愿足了。女儿说:优秀是有惯性的,你就放心吧。果然,工作了几年,她跳了几次槽,每次都上一个台阶,现在在上海的美国一家着名跨国公司任职,干的风生水起。

本来,我比较低调,凡事不爱张扬,也绝少有志得意满之时,因为自己本身也确实没什么好骄傲的,什么都平庸稀松。可是一谈到女儿,我的眼睛就会一亮,滔滔不绝,眉飞色舞,矜持作态一扫而空,也不怕人家说我浅薄。

还有我的老母亲,今年已86岁高龄,视力不好,要用放大镜看书报,却一直在关心着我的杂文创作。为了能看我的文章,她常年订阅我经常发表文章的几家报纸,每看到有发表我文章的报纸,就替我保存起来,等我去看她时交给我。包括我用笔名发表的文章,她都能认出来。其实,我已经很多年都不保留样报了,因为在网上一查就能找到,但我不和母亲说破,还任由她帮我存留样报,这也是她的一点乐趣,是对儿子的心意。记得着名导演导演翟俊杰说过这样一句话:“我六十多岁了,还能一进门就叫声妈,太幸福了!”我也深有同感,要好好珍惜这份幸福。

我本质上是个与世无争的人,喜欢过风淡云轻的日子,对名利地位不是太在意,当然如有机会也不会拒绝。我很欣赏闫肃先生的几句人生格言:“得之淡然,失之泰然,争其必然,顺其自然。”因而,尽管我的事业没有大红大紫,但也有自己的精彩之处。

1992年,我带领测绘局一支参赛队,参加全总参的一次重要竞赛,过五关斩六将,出人意料地获取第一名,击败了多家实力、人气、呼声都远在我们之上的强队。而后,又作为总参竞赛队的主要领导,率队参加全军比赛,运筹帷幄,力挽狂澜,战胜劲敌,斗智斗勇,在中央电视台全程直播的决赛中取得一等奖的佳绩,我因此被总参记二等功,受到国家和军队领导的接见。在和平时代的军队工作,立个二等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,我有此荣幸,也是一生的骄傲。

2011年11月,我有幸参加了全国第九次作家代表大会,在一千多个代表里,绝大多数是写小说、写诗、写报告文学、写文学评论的,只有两个杂文作者,一个是鲁迅文学奖得主朱铁志先生,再一个就是我。我在首都大酒店报到处签名时,第一个签名的是铁凝,第二个是莫言,第三个就是在下。会议座谈时,我曾当面对铁凝主席提过建议,说是鲁迅文学奖的评奖应该把散文与杂文分开评比,另外评委里应该有杂文家,她都认真记录,表示回去研究。果然,在下一届的鲁迅文学奖评奖中,就有了杂文家的身影。当然,这可能是多种因素促成的,我的建议只是因素之一罢了。不管怎么说,能与这些顶尖作家一起开会议事,同席发言,我确实倍感自豪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这也是对我多年写作成绩的一种肯定。

俄国着名作家契可夫说过:“我的职业是医生,医学是我合法的妻子,文学才是我倾心的情人。”我也常对那些写杂文的青年作者半戏谑半认真地说:“对我而言,教书是我合法的妻子,杂文正是我日牵夜挂的情人。不过我可是既爱妻子又爱情人的哟。”

这些年来,采访过我的媒体不下二三十家,还有不少文学青年或当面请教,或写信探讨成功之道,我总是喜欢说这样一段话:“做杂文的成功之道,就是你一定要把它当成个事业去做,要倾心去爱它,就是要决心在这一棵树上‘吊死’,心无旁骛,聚精会神,有了这个态度和精神,就没有不成功的。”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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